根據一項統計，是課堂上發言最不踴躍的一族，即使老師問他：「可不可以介紹你來自的城市？」

因此去英美留學，只一股腦兒選修理工。這些學科，只須遮天蔽日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裡苦幹，一定可以讀出一個柏克萊博士。許多留學生，雖然「留洋」，在肉體上，把自己限制在宿舍和實驗室之間；在精神上，還離不開台北、香港和北京上海，許多人期諸[海歸派」為大陸帶來民主和人權，這個美夢，不妨多做一百年吧。

還記不記得八十年代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太空物理系槍擊案？兇手盧剛，是中國留學，在該校讀博士，跟教授吵架，認為教授不讓他出頭，掄起一把長槍先斃了教授，再飲彈自殺。

這種留學生，問題出在他們早年的社會環境：不善溝通，心頭充滿仇恨，去了英美，无法與周圍的人建立正常的社交關係，閒來找幾個鐵桿哥們包餃子串門，這個罵一句「他媽的老美有什麼了不起」，那個啐的一口：「還是早點回國算了。」地上一只堆滿了煙蒂的煙灰盅、兩條三星期沒洗的褲子、三雙臭襪、幾本從唐人街買回來的《龍虎豹》、一堆四級影碟——在七十年代，這地板上的讀物，可能還有《七十年代》、《明報月刊》，還有瓊瑤的小說《六個夢》和於梨華的《夢回青河》——今天的海，到了四十歲，一個個都變成民族主義的糞青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怪不得從容閎開始，滿清就派「留學生」了，中國人「留學」，一留一百五六十年，今天還沒有畢業。日本明治維新年代，也向歐美大派留學生的，今天早就不必再派了，滯留在美國的華裔留學生，今天高達五十萬。

許多留學生一踏上異國土地，就開始「懷鄉」了，首先是拼命找唐餐的館子。今天的香港父母，也有滿嘴抱怨把孩子送去外國，孩子「吃不飽」的：外國的麵包、牛奶、番茄生菜三文治，從小菲傭照顧吃慣了壽司和龍蝦的小孩，不到三天就給父母打長途電話哭訴了。然後是「穿不暖」——他們認為世上最暖和的衣服，是裕華國貨公司出售的深藍色的棉襖。

特區政府公務員子女留英津貼的開支，十年來增加了四倍。特首說政府的教育改革成功，那麼如何解釋他轄下的官員急急把子女往英國送呢？最不合理的，是每年三張香港的來回機票。高官的子女，一到聖誕節和復活節就享受公帑回香港「度假」，算上他們的父母去英國的探望，順道在肯盛頓區購物，在西區看歌劇，納稅人的冤枉錢浪費多少？

留學的開支巨大，不見得有效果。基礎常識太差、自卑感、面子心理作祟。令中國留学生在外國的社交圈子裡，變成一杯雞尾酒喝光了之後拒絕融化的冰。他們本來的教育制度，就不鼓勵個性的自我表現，缺乏國際視野、人生通識，連在酒吧叫一杯飲品也囁嚅結巴，一面又不斷覺得受到「種族歧視」，這種人再在外國混上三十年，最終也只是一個「唐人街阿伯」。

香港有的中學，是不甘跟隨這等庸俗潮流的。聖保羅中學最近竟然開辦了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，供F1學生選修。由於平時的課業壓力，不敢佔據學生時間，只敢當作「興趣小組」開班，五十個學額，報名卻有一百五十人。校方規定：必須雙語同時選修。

這是很大膽的嘗試。西班牙文通行中南美，阿拉伯語是全球回教語言，加上中英文，孩子長大了，就可以走遍全球了，這是多叫人振奮的事！關鍵在於家長的見識：「讀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有什麼用？」不錯，會考沒有這一科，在香港，當一個地產經紀，兩科都不必懂，一樣有機會當地產大亨。

但學懂了這兩國語言，縱使不必精通，至少有一點優越感——只要孩子認為：我會講阿拉伯語，父母和老師都不會，曾蔭權和李國章也不會。我可以用西班牙文讀原文的《唐吉訶德》，香港有這種能力的人不超過十個，孩子從小就培養了自信，覺得高人一等。

教育修養。就是培養比別人高一等的優越感。地質學、考古學、拉丁文、美術史，上天下地，到哪裡都可以吹水一通，是多麼快意的事！做一個國際公民，不管擁有什麼學历，也不管做哪一行，只有一個條件：可以空降在洛杉磯、倫敦、巴黎、新加坡任何一個國際酒會場合，手持一杯馬天尼，跟任何一個不相識的人，任意攀談上半小時，而不必令任何一方有發悶的感覺，就是一個快樂的國際公民了。

留學外國，其實最終是培養這樣的社交本領。例如，在倫敦的一個酒會，主人給你介紹一個西裝筆挺的黑人，原來他是阿爾及利亞駐英國領事。該怎麼辦？最好先開口說兩句法文，以流利的法語交談。你不熟悉阿爾及利亞的歷史？不要緊，那麼有沒有看過著名的法國紀錄片《阿爾及爾之戰》呢？這就是你與陌生人這一點點共同的興趣了。你不必是影評家，只要記得以前看過的一兩個片斷，只要你知道，當時的法國總統是戴高乐，為了北非的獨立，戴高樂改組法蘭西的共和政體，而且另一部英國間諜小說《The Day of the Jackal》，講的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勢力謀刺戴高樂的陰謀。

話匣子一打開，環環相扣，沒完沒了。可以講到北非的一種叫Cous Cous的小 米， 進而談到北非人也愛吃沙律。北非的沙律，跟希臘和意大利的很相似。是羅馬時代入侵時帶過去的，還是後來地中海貿易交通發達的結果？一個北非的外交人員，會對一個認識他們的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感到有興趣。如果是香港人，更加不得了，他會很奇怪：以前他遇到過的中國人，言談之間，都沒有什麼趣味，只有閣下是例外。

這就是國際公民了。在這樣一種場合，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、李小龍，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，是一種「香港中心主義」的話題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的興趣的。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，你總也要尊重對方，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、文 化、歷史、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？

難怪香港的留學生，在英美是如此沉默寡言，孤獨蒼白了。他們只會在聖誕節和復 活節，乘飛機回來香港，找回中學的一批ICQ朋友，才會覺得心靈的釋放。到他們長大畢業了，又怎不嚷要回香港投考政務官。當了政府官，把他們派駐日內瓦、華盛頓，他們 怎會不只天天忙找當地最好的餐館？

為什麼香港在殖民地時代，不必言明，舉世皆知是國際城市，今天卻要自我吹擂？因為那时香港政府駐英代表是霍德，給外交部打一個電話，他可以跟英國的官員從板球開始寒暄，講到曲棍球，然後進入正題，提出香港紡織品的配額問題。在這樣的氣氛之下，英港兩地，有什麼天大的問題也好辦。而今天，特區政府的高官，即使出訪歐美，一本正經的跟人家在一張長桌上談判，開口全是公文式的英語，程序僵化，毫無幽默感，對方怎會看得上眼？

香港也有各國領事館。一些外國使節私下告訴我：每逢他們的國慶酒會，特區政府的高官到場，照本宣科，宣讀同一樣的演辭，只是每次換一個國家名字。有一次，中東一個油國的領事館在香港開酒會，政府高官讀演辭，表示歡迎對方「抓住機遇，來香港和中國投資」。然而人家每年盛產石油，光是坐在油田上，每年滾進來的利潤就是四百億，這個小國從來不必外國投資。主人家私底下交換一個會心微笑，他們會諒解的，因為，這是一九九七年後「港人治港」的香港。

something my dad had told me a long time ago
something i should have known and should have done in anexactly  opposite manner
maybe it's time to rethink